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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2——我的家
 
葡京线路检测官方官网门户网站    www.ggj.gov.cn    2013年12月06日    来源:

我的家

梁洁清

     很久以前,不知我们祖上哪位祖先中了进士(“成均进士”,有宗祠簿和祠堂上的匾额为证)当了官,使得家从广东省荔枝木村搬到了朗塘村,多少代之后,便有了我的曾祖父梁同源及他的一个哥哥梁同兴,还有一个弟弟梁同胜三兄弟,从此就有了同兴家族。记得在我家的麻包上、米袋上、箩筐上都写着“同兴”两个字,让人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同兴家的。拿母亲的话讲,由曾祖父三兄弟组成的这个家族门口很大(富有,有名气)。它新旧共三座房子,祠堂三个,正房就十几间,田地几十亩。

曾祖父一家大小十几口人,非常勤劳、善良,家里人口虽多却一直没有分家。男人忙田里的工作或磨谷、捣米或去圩上卖米;女人上山割草、砍柴、浇菜园、喂猪、做饭,他们分工合作,从不偷懒,从不互相抱怨。那时家里种的田多,养的猪也有七八头,家族很兴旺,直到孙子们都娶了媳妇房子实在住不下了才分家,祖父便带着自己的全家人在离朗塘村约四五里路的坡田岭盖起了新家。

祖父梁德香,族内排行老三。从祖父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那种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祖父一生最恨最看不起的就是懒汉。他常年不是打赤脚就是穿草鞋,只是冬天冷了才穿几天布鞋,他经常带领全家人种稻子、磨谷、碾米。米糠留下来喂猪,大米挑到圩上去卖,猪养大了也卖掉。种田、喂猪、卖米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我们家处在亚热带,要种两季稻子,最忙碌的要算六月,既要抢收早稻,还要犁田耙田插拔晚稻,那时种田插秧没有机械,全靠手工插秧,整天弯着腰,天又热,从播种到田间管理,旱天要抗旱,雨天要抗涝,从收割、打谷、晒谷、入仓到磨成白米不知要做多少工作,非常辛劳。干活时那汗水从头流到脚,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有一次祖父不慎右脚跟被扎进去一根刺,扎得很深,刺被挑出来后又不懂得什么消毒,脚上的伤口被感染后,开始化脓,而且越来越厉害,几乎丢了性命。从此,右脚跟就再也不能着地了。从我记事起,就看见祖父走路是跛的,但他照样要种田、磨米、碾米、养活全家老小,而且还带领着祖母、大伯和未出嫁的小姑(十八姑)四个人在坡田岭盖起了大小十几间房子。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外读书,伯娘患“黄病”不能做工,我的母亲是新房子盖好以后过的门。母亲常对我说:“你们家种那么多田,人手又少,不请帮工,全家都特别辛苦”。祖父虽然辛苦,却支撑起一个很像样比较富裕的家,并供出了像父亲这样的读书人,村里的人们是很赞叹的。因此祖父在村里很有威信,很受人尊重,就连邻村的客家人也一样,路过我们村边,看见他总会老远就打招呼:“三伯,吃饭了吗?”于是祖父就会用很流利的客家话与对方攀谈起来。同兴家族中祖父是长孙,祖上专门留下一亩多田(是最好、最肥沃的)由长孙来耕种,叫做“长孙田”,种“长孙田”所得收入用于清明祭祖及各种族人的活动,包括买贡品、修坟、全族人聚餐等,这些都由祖父与大家商量来办。

祖母娘家很穷,从小就没了父母,很小就嫁到了我家。她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夭折了四个,都是病死。旧社会南方传染病很厉害,特别是蚊子多、恶性疟疾很猖獗,由于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我父亲小时候也患过疟疾,他说那时候高烧不退,牙关都硬了,说不出话来,死里逃生总算活过来了。在旧中国,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祖母就是其中之一。她生孩子多,就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身体健康,而且又营养不足,还要辛苦劳作,操持全家的吃穿,白天或下地种田,或上山割草、砍柴、放牛,晚上回来浇菜园、做饭或灯下缝缝补补。在外干活,雨来一身湿,风吹全身凉,因此晚年祖母患了很严重的气管炎病,每天都在咳嗽咳痰,又得不到重视和医治。记得在我小时候,清晨总被祖母的咳声吵醒,她总是坐在我家厨房门前一棵大松树下面的石头上咳嗽,听到咳嗽声我总是从床上爬起来,过去问候她一声,但她总是只顾咳嗽,说不出话来,仅仅向我招一招手。她由于使劲咳嗽,头上、颈部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当她把痰咳出一部分来后,气喘才稍微轻松一些,于是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由于咳嗽,既不敢吃咸也不敢吃油,连鸡蛋、肉都很少吃,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自然身体也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祖母能活到七十四岁故去已经算是生命力很顽强了,祖母也得过“黄病”,后来自愈了。1976年祖父九十岁,因脑溢血去世也算是高寿了。

我只有一个伯父,名梁粹南,家族里排行十一。听祖母对母亲说过,我曾有过两个叔叔都十几岁了,均因患恶性疟疾病故。我还有两个姑姑比父亲大,在家族中一个排行第四,便叫她四姑,一个排行十八,便叫她十八姑,她们俩的名字我没有问过长辈,自然是不知道。她们一个嫁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麻洞村,一个嫁到离家几里路不算远的江塘村,过着自己的日子。伯父是我家还住在旧屋时从离家不远的莫村娶的伯娘,那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凡是嫁到朗塘村的媳妇都要得一次“黄病”,也怪,生下的姑娘儿子都不会得,用现在的医学分析就是甲型肝炎了,它是符合传染病的规律的。外来的媳妇体内没有甲肝抗体,患甲型肝炎后,体内就产生了抗甲型肝炎的抗体了。姑娘、儿子从母体出生后就带有了甲肝抗体,自然就不会再得黄病型肝炎了。患了甲型肝炎,经过调理,休息大多能自愈,而且终生不会再得,只有少数抵抗力差的变成慢性的,严重的就病故了,伯娘就是其中之一。她迁延不愈,病了很多年,最后病故了,年仅三十岁,留下了一个儿子,我叫他伟生哥,那时他才九岁,少年丧母实在可怜。伯父三十多岁续弦,娶的是泉井村一个丧夫的女人,并带来了一个女儿,名叫洁惠。说来也巧,和我们家族中我这辈份的女孩排名一样,都是“洁”字排。族内男孩都是“伟”字排,虽然我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工作,名字也都是“伟”字排。这个女人娶进我家后,就给全家种下了祸根。她好吃懒做,贪心敛财,祖父最蔑视她了。不但这样,她还虐待先伯娘留下的唯一儿子伟生哥。他年龄小,伯娘吃不给他吃饱,穿不给他穿暖,好吃的拿回她房内自己吃,稀粥杂粮就留给伟生给吃,甚至连伯父也会遭到这样的待遇。伟生哥只有靠祖父祖母还有母亲背地里给一些帮助。后来伟生哥长大成了家,他没有忘记祖父的恩德,和祖父一起过,照顾祖父,为祖父送终。这个伯娘最天理不容的是,父亲参加革命队伍后,转战南北,特别是随部队入朝参战,因为这场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很多战士壮烈牺牲。多少年来父亲杳无音信,生死未卜,照理说全家人都应该安慰母亲,好好照顾母亲及他们唯一的女儿,不管父亲是在战争牺牲了,还是活着回来,都好有个交代,对得起父亲。可是就在这个女人进家门不久,在她的唆使下,伯父提出了分家,而且必须把母亲和我分出来,母亲提出要和祖父祖母一起过,好有个相互照应,但祖父祖母不敢答应,因为他们知道,父亲如果在朝鲜战争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老了只能靠伯父。就这样母亲孤立无援,只好带着我单过,那时我才四五岁。

祖父祖母也被迫单过了,可怜祖母年老体弱,身单力薄,却还要单独挑水做饭浇菜园,祖父放牛种地,没人照顾。这样一个大家分成了三个小家,分家前伯父掌管着家产,自然是许多家产已经转移到了他的房内,留下少部分财产用来分家,可以说分家后大半个家产进入了她的手中。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父亲给家里来了信,1955年实行了军衔制,父亲有了工资,给祖父和母亲寄回了钱,伯父和这个伯娘真是后悔莫及。

父亲,现名梁乃典,曾用名梁延南,在家族中排行十七,长辈直呼他“十七”,晚辈称他“十七叔”或“十七伯”。他自小在学堂读书,后考入桂平师范学校,在家族中,父亲算是聪明的,别的同辈人读书都不行,唯有父亲一直读到师范毕业。在旧社会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这为他后来参加革命成为一名文武双全的军队干部打下了基础。

1949年底,父亲是偷偷跑出来参加革命的,父亲投奔革命时广西全省境内还没有解放,还是国民党统治的天下,那时国民党兵败退出广西,土匪也很猖獗。父亲和其他几个人一同冒险来到桂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后来改名也就是怕连累全家。参加人民解放军前,父亲已在木格镇中心小学执教了,有比较富裕的家庭,还有老婆孩子,可以说父亲是舍家弃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当时来说思想是很进步的。父亲走时,祖父祖母都不知道,和他一同去的人中,有的人被他们的父母知道后赶到出发地追了回去没有走成。父亲后来对我说,在他偷偷离开家时看见祖母正领着我在全神贯注地喂鸡,那时我才一岁多。

父亲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不久,便第一批随部队出国参加了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那场战争异常艰苦、残酷。人员伤亡很大。1953年父亲在朝鲜松岳山战斗中右眼负伤,被迫回到后方医院。为了保住左眼,医院的医生准备挖掉他的右眼球,父亲都躺在手术台上了,父亲觉得受伤的右眼还能看得见光,于是提出不愿意挖掉右眼球,医生也就没有勉强,把他送回祖国。在哈尔滨医院,只是切掉了右眼脱出的膜就治好了,保住了眼球。父亲右眼至今瞳孔还是凹缺的,看东西部分聚光,事后被评为三级甲等残废军人

解放初期,在历经二十多年战争洗礼的人民解放军中,父亲算是文化高的,因此父亲很受部队的培养。在南京、在保定、在石家庄等军事院校接受过多次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培训,成为了军队中文武双全的干部。父亲一生中闪光的地方很多,其中一个闪光点就是被调入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为毛泽东主席的贴身警卫战士教文化。我在初中时曾学过一篇文章“毛主席教警卫战士学文化”,父亲就是那时候调入中南海的。书中提到毛主席在畅游长江时问身边的警卫:“老鹰在天空飞行时,翅膀展开不动,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问得这名警卫叫王惠,就住在我家隔壁,我跑回家问过他:“毛主席问的问题你答出来了吗?”在我面前他当然说答出来了。

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对我们全村,对我们这个家族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但好景不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父亲也被“清洗”了中南海。父亲调出中央警卫团后进入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被北京卫戍区部队看中,经挑选又回到了北京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文化较高被调到北京市委支左,一支就是好几年,由于支左使部队形成了两套领导班子,等父亲回到部队早已没有了他的位置。没多久,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的“一号命令”父亲所在部队调出了北京,心情十分压抑。当时母亲正严重的腰椎病,不能行走,生活自理都有困难,在北大医院住了大半年院。我远在西北当兵,两个弟弟一个在上小学一个上中学,家中无人照顾,父亲只好经常请假从外地回北京照顾母亲,父亲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本来就耿直倔强的父亲脾气变得异常暴躁。有次我回北京休假,父亲又发火了,我与父亲狠狠地吵了一架,指责他是军阀,是法西斯,当时理解不了父亲心中的烦闷和仕途中的艰难,我至今还很后悔。

1976年父亲转业回到了北京。父亲是一个很勤奋好学上进的人,到了五十多岁了还在西城区职工大学就读,而且成绩非常优秀,各门功课的平均成绩总是在八、九十分以上。那时母亲甘肃天水帮我带孩子,两个弟弟在上学,父亲既需要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和这个家,有时候为了不影响弟弟们睡觉,夜深人静时还在街边的路灯下看书,父亲确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父亲文学底蕴很深,曾在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秘书处工作,并且写得一笔好字,硬笔、毛笔都很好,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写字,特别是他的毛笔字流畅、刚劲有力

父亲生活很简朴,把钱看得很淡,从不叫苦。工资不高并且几十年得不到增加,却要赡养祖父祖母,养育我们三人,送我们及舅舅读书。平时姑姑、姨家里有困难也总是慷慨解囊接济他们。从部队转业后,他对我们说自己可以十年不置衣服,因为留下的军装可以延续穿,因此父亲一直穿着旧军装,自己的穿破了,接着穿女婿给的军装,最近几年,我们才间断地买些衣服给他穿。父亲总是穿母亲做的布鞋或部队发的解放鞋,衬衣也总是穿母亲缝制的衣服鞋子,不穿破了决不换新的,可以说父亲他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确实需要我们传下去。父亲有一句家训:“人不懒,心不贪,嘴不馋,靠本事吃饭。”这句家训父亲亲笔写在了梁姓家谱里以示子孙。

父亲是按1949年12月7日参加人民解放军来算工作时间的离国家规定的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准备离休仅差两个月零七天,因此只能按退休待遇。在父亲退休时,怕父亲转不了弯影响身体,我总是安慰父亲:“您现在的待遇要比牺牲在朝鲜战场而且至今还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强得多了,只要您健康地活着,国家就会养着您,发给您残废金。”父亲想得开,从不给组织找麻烦,安度晚年,身体非常好,八十多岁了红光满面,没有病,说话底气足、声音大,军人的性格还保持着,火爆脾气也改了许多。国家每月给他四千多元退休金和残废金,比有的在职干部还要高,俗话说:知足者常乐。父亲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人生

母亲谭桂月,生于1925年秋天。因父亲排行十七,所以家族中人们就称呼她十七嫂。母亲年轻时天生丽质,皮肤白而细腻,总是晒不黑,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更何况母亲还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衬在白净的脸上就更显得精神了。母亲年轻时身材苗条,不高也不矮,经常穿一件紧身上衣,穿的裤子却肥大肥大的,宛如穿了一条长裙。可能是因为南方水多,经常过河、下水田需要挽裤脚吧,母亲常戴一顶竹编的兴顶斗笠,雨天挡雨晴天遮阳,脚上穿草鞋,闲时穿自己亲手做的布鞋。我想母亲的这种穿戴也就是当时南方农村妇女典型的打扮了。

母亲是一个具有中国妇女优秀传统品质的人。外祖父比较富,母亲在娘家也是享福的十八岁嫁到梁家,就很辛苦了。我家种的地比较多,祖父又是一个勤快人,坚持不请帮工,又加上先时的伯娘患有肝炎(黄病)迁延不愈,干不了活儿,祖父祖母年龄大干不动,只剩下伯父和母亲做工。白天做田里的工,晚上回来还要挑满全家人用的大水缸,天黑了,孩子自然要找母亲,我还小总要坚持跟着她,母亲只好用背带背上我去挑水,现在母亲说起来还特别“”。我们家门前的那个约有40°角20米长的大斜坡,背上孩子再挑两大桶水上这个斜坡,该是多费力了,而且要挑七八担水缸才满。母亲还是很能吃苦的,别人家的媳妇割草砍柴怕累,只是在村子近处的山边上找点乱草割一担就算了,母亲却总是进深山,远的、人少的地方割,割的柴草总是整整齐齐又高又壮,特别好烧,因此祖父夸奖母亲,他这么大岁数没有烧过这么好的柴草。在南方,要种两季水稻,三、六、九月最忙,三月犁田耙田插秧,六月割早稻,还要赶插晚稻,九月收割,一年到头闲不住,每天都要干到星星月亮出来,等回到家里她还得挑水喂猪、剁猪菜,样样工作都缺少不了母亲。

母亲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心灵手巧,而且相夫教子疼爱孩子,不但养大了我们姐弟三人,还带大了三个孙子。母亲脾气好,很少对人发火,说话总是轻声慢语。她人缘好,与家中的公公婆婆、妯娌姑嫂都很融洽。她一生吃了很多苦,能把她自己的经历当成故事说给我们听。母亲天生手巧,再加上我外祖父是位裁缝,因此母亲会纺纱织布,会剪裁衣服,会剪鞋样做鞋。母亲织出来的布很细腻,剪裁的衣服得体,做出来的鞋穿着舒服,因此全村姑娘媳妇们常来找母亲帮她们裁衣服、剪鞋样,帮她们导线、上织布机织布。记得村里许多快要出嫁的姑娘们常来母亲屋里一边聊天一边跟母亲学做针线活儿,晚上没钱买煤油点灯就上山砍“松明”来点。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布票很紧张,回广西老家为祖母吊丧时母亲还抽空儿织了好多布带回北京,我们姐弟三人小的时候几乎是穿母亲亲手织的布衣长大的。

    母亲对我们三姐弟的母爱是难以言表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许多人,1960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弟弟,小弟弟嗷嗷待哺,为了不让孩子们挨饿,她常到很远的郊区去捡菜帮子野菜来充饥,那也总是吃不饱,至今小弟弟的牙还长不齐全,比正常人的少两颗。记得父亲所在的卫戍区部队到内蒙古打猎,给家庭和孩子们分了好多黄羊肉,正是过春节,全家饱餐了一顿,连不到两岁的小弟弟也吃掉了一行军碗的肉,把母亲吓坏了,生怕撑着了他。那时老家有四位老人要养,北京我们三个孩子要上学,远亲近亲也常来信借钱,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街道工厂领回来各种台布手工刺绣,为皮毛厂缝制皮帽,为了多得些手工钱,母亲总是做到深夜,有时我们都睡醒一觉了还看见母亲在灯下赶着做活儿。母亲现在身体弱和她一生辛苦有关。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充满辛酸而又幸福的家。